道光二十年(1840年),左宗棠二十九岁,听从恩师贺熙龄的妥善安排,去安化陶家坐馆。他的学生只有一个,是已故两江总督陶澍的儿子陶桄。此馆左公共坐八年,他充分利用陶家珍藏的典册,博览精研,深潜厚积,为异日的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底子。

  安化小淹依山傍水,风景如绘,前后百余里盛产茶叶。每到出茶时节,山西、陕西的茶商就接踵而至。安化黑茶可分为上、中、下三个品级,上品、中品制成茶砖,下品则卷包装篓。价格方面,上品茶比中品茶高出五倍左右,中品茶比下品茶高出三倍左右。由于安化黑茶口碑好,长期供不应求。

  同治十三年(1874年),钦差大臣、陕甘总督左宗棠写信给湖南老乡、陕西布政使谭钟麟,回忆自己早年在安化小淹的所见所闻,涉笔成趣:“安化后乡老小,届时打草充茶,踩成上篓,其中杂真茶不过十分之一二而已。所谓草者,柳叶、茅栗之属,且并刈凡草入之。县志有云:‘宁采安化草,不买新化好。’言新化真茶尚不如安化杂草之易售。”由此可见,当年安化茶的抢手程度,茶里掺草,毫无掩饰,竟然不愁销路,连县志里面都有明确的记载,并且引以为傲。左公贵为封疆大吏,极品高官,竟然也喝不到十成上品的安化黑茶。在同一封信中,他继续写道:“上冬所库存陈茶一封,试看果皆草也。山、陕商贩不能办真茶,即高价所采亦多是粗叶,亦搀有杂草,但得真茶七八分,即称上品。至新芽初出,如谷雨前摘者,即小淹亦难得。每斤黑茶,至贱亦非二三百文不可得也。”

  咸丰、同治年间,太平军在南方纵横,捻军在北方驰骋,洋人在海上肆虐,国内经济日益凋敝。从湖南安化伸向长江以北、黄河以北的茶马古道也因为盗匪出没无常,杀人越货,彻底断绝。安化黑茶的行情一落千丈,由畅销、旺销的高峰坠入滞销的低谷。经营茶园的,就算以上品茶砖应市,只卖中品茶砖的价格,也很少有北方茶商前来问津,因此无一处茶园不赔钱,无一位茶农、茶贩不亏本。

  光绪元年(1875年)五月下旬,俄罗斯官员索斯诺夫斯基率团考察西北数省,左公与之打了二十七天交道。当时,连清朝军机处的官员都担心索斯诺夫斯基是借考察为名,趁机窥探中国西北地区的虚实。众疑莫定,左公却自信满满,以开放的态度欢迎索斯诺夫斯基一行,请他们住进总督官邸。“欲绘地形,则令人作向导;欲观军容,则令人布拙式;欲谈制作,则令入局审视而请益焉。”左公的自信显然是基于楚军、湘军将士能征善战之上,俄国人看了,心里只会犯嘀咕,至于西北战区的民生惨状,想瞒也瞒不住。索斯诺夫斯基辩才无碍,而且精通地理学,他拿出一张摹绘而成的康熙舆图向左公炫耀,以显示他周知中国的山川形势,殊不知左宗棠才是实打实的历史地理、军事地理大行家,他对索斯诺夫斯基说:“康熙舆图是测度定地而成,故为古今稀有定本。后此拓地渐多,乾隆中随时增入,并命何侍郎携带仪器遍历各处详加订核,是为乾隆内府舆图,则尤精而又精者。”话音刚落,他就取出影印的乾隆内府舆图摆在大案上,索斯诺夫斯基直看得两眼发直,良久不吭一声。左公的描述是:“索意嗒然,自此希言地学矣。”

  索斯诺夫斯基不再奢谈他最擅长的地理学,倒是主动提出由俄方出力给左公的军队采运粮食,这当然是好事,如果能够办成,就可解决大难题。陕甘总督衔系茶马,左公灵机一动,与对方探讨中俄边境开办互市的可行性,一旦通商,便可在恰克图设立市场。左公首先想到的就是安化黑茶,其次才是川丝、大黄等物,“若办理得宜,不但新疆相庇以安,可规永久;即吾湘茶利分销东南西北,不患销路之滞矣”。其后,左公兴致勃勃,认为湖南茶商“运茶至古城、乌鲁木齐诸处销售,最为便利”,但他冷静下来,测算出这条路线超过了六千里,比俄商入口运茶的路程还要多二千余里,不计途中损耗,单是累计水陆转运的各项费用,就高到令人吐舌摇头的地步。再者说,俄国人更喜欢红茶、黄茶,这也是安化黑茶出口的一个障碍。

  左公在西北边陲任事十四年,虽遥隔千山万水,却心系湖湘。他未将安化黑茶送出边境,只是因为交通不便,时机不巧,他的良苦用心则为后人所铭记。